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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大學論壇

標題: 國家發(fā)改委主任馬凱:擴大內需成今年突出任務〔轉貼〕 [打印本頁]

作者: mirandagai    時間: 2007-1-3 14:08
標題: 國家發(fā)改委主任馬凱:擴大內需成今年突出任務〔轉貼〕
據新華社北京1月2日電 “保持經濟平穩(wěn)運行,避免出現(xiàn)大的起伏,仍然是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。”國家發(fā)改委主任馬凱指出。  2007年,國家將繼續(xù)堅持實施穩(wěn)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,適當減少中央財政赤字,保持貨幣供應量合理增長。
  擴大內需成為2007年宏觀調控的突出任務。來自發(fā)展改革委的信息顯示,2007年,國家將促進城鄉(xiāng)居民收入進一步增加,合理調整并嚴格執(zhí)行最低工資制度,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。
  順差的持續(xù)擴大,使得保持國際收支平衡被放在突出位置。2007年,國家將促進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,采取的措施包括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出口,支持擁有自主 知識產權的產品出口,適當增加進口等。
  2006年節(jié)能減排的任務難以實現(xiàn),2007年,國家將以更大的力度來抓這項工作,并將其作為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抓手。發(fā)展改革委將及時分解落實年度節(jié)能目標,加快建立科學的節(jié)能減排指標體系、考核體系和監(jiān)測體系;抓好鋼鐵等重點行業(yè)的節(jié)能工作;嚴把源頭關口,把能耗作為項目審核的強制性門檻;繼續(xù)做好重點流域和區(qū)域污染綜合防治。
作者: 黑禮服    時間: 2007-1-3 16:53
標題: 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 應該杜絕

作者: mirandagai    時間: 2007-1-3 18:05
從理論上講,內需主要包括三個方面:城鄉(xiāng)居民消費需求;政府支出需求;企業(yè)投資需求。有專家稱:在我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,城鄉(xiāng)居民消費需求占我國內需的60%以上。

  為了啟動國內市場,“擴大內需”這個詞語我們并不陌生。自1998年以來,幾乎每年都在中國的老百姓中流行。當時的說法叫做“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”,通過擴大政府支出,來達到推動企業(yè)投資和居民消費的目的,進而“擴大內需”。于是,我國政府自改革開放以來,首次策劃了兩個“大手筆”:一是啟動“兩個1000億元”,即1000億元特別國債;1000億元銀行配套資金,這2000億元重點投向基礎設施領域,用于拉動國內需求;后來又連續(xù)幾次降低銀行儲蓄利率,實行利息稅等,試圖以“低利率”的方式,把居民儲蓄“趕”向市場。然而,市場規(guī)律并不以政府的意志為轉移,內需仍然不振。這一點,如果我們翻翻自1998年到2006年這8年期間的每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道,就會發(fā)現(xiàn)一個驚人的相似:每年幾乎都會提出“擴大內需”的問題,但每年的內需總是低迷。

  面對城鄉(xiāng)居民“內需”低迷的頑癥,如何應對呢?有關方面專家提出不少措施,諸如控制投資增長、嚴格執(zhí)行最低工資、支持農村商品流通、控制學費、穩(wěn)定房價等。我認為,專家們的這些“措施”,無異于“官話”、“套話”,靠這樣的措施很難奏效,要真正啟動我國龐大的內需市場,我國政府必須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有大的動作。

  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基本事實:城鄉(xiāng)居民內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:收入水平低,手中沒有錢。有人說,我國城鄉(xiāng)居民儲蓄在2005年已經達到14萬億,但是,這些存款中的80%是屬于20%的富裕階層所有,其余平均到普通百姓手中,并沒有多少錢。根據官方公布的數(shù)據:占我國13億人口中9億左右的農村居民年收入,大體分為三種情況:一類屬于富裕型的:年收入為5000—10000元;一類是一般的,年收入3000—5000元;還有一類是比較差的,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。這其中富裕的地區(qū)占的比例很小,除了江、浙、沿海地區(qū)城市郊區(qū)的農村以外,大部分農村仍然屬于二、三類地區(qū)。(2006年7月31日《中國青年報》)

  而在我國城鎮(zhèn)居民當中,暫且除了京、滬、津、廣州、深圳等經濟發(fā)達城市以外,大多數(shù)城市居民的年收入不足15000元。據國家統(tǒng)計局的數(shù)據顯示:2004年工資最低的農、林、牧職工年收入只有6718元(2006年12月1日中國新聞網)。我國大量的地級市、縣、鎮(zhèn)等城鎮(zhèn)居民的年收入,除了電力、電信、金融、保險、水電、煙草、石油等壟斷行業(yè)外,很少有突破兩萬元的。

  試想:占我國大多數(shù)的城鄉(xiāng)廣大居民,如此低的收入水平,再加上醫(yī)療、養(yǎng)老等方面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,以及上學貴、房價高等因素,這類群體的微薄收入,只能維持自身生存和和社會生活必須的開支,很難有資金投入到消費領域去拉動內需。造成這一局面的深層根源還是體制問題。所以,要增加這些城鄉(xiāng)居民的收入,就必須從思路上打破傳統(tǒng)的慣性思維,首先從體制上創(chuàng)造條件。

  農村方面:國家的投入要以普遍制為原則。長期以來,國家雖然對農村發(fā)展采取多種扶持措施,比如扶貧、各種補貼、農村超市、小額貸款等,可多數(shù)是針對地方政府或特定對象,這樣的結果是,除了層層截流以外,真正受益的是有權利或關系的少數(shù)人。如果國家改變這種體制,像發(fā)糧補、直補一樣讓農民普遍受益,農民的收入就會有顯著變化。

  國家的征地補償制度,也必須有大的動作。要逐步做到讓土地的承包者——失地農民成為土地價值的最大受益者。而目前,失地農民得到的土地補償,僅占交易總額的5%—10%,顯然是不公平的,也是非理性的,是對失地農民的體制性歧視。應盡快改變目前這種在土地交易中,政府、開發(fā)商比失地農民受益大多少倍的不公平現(xiàn)實。

  國家應通過法律,允許農民以承包土地做抵押貸款。農民最大的資本是什么?是土地。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承包法》等法律規(guī)定,農民對土地的承包權一定30年不變,并且有政府制發(fā)的土地承包證。農民對土地的承包權,在土地私有化難以實現(xiàn)的情況下,應當依法允許轉讓。轉讓的問題解決后,銀行就應當允許農民以承包地做抵押貸款,貸款期限不超過承包期年限。如果到期后歸還不了貸款,銀行就可以把抵押的土地轉包或拍賣承包權,用其收入還貸。歷史證明:我國農村人才濟濟,如果國家允許以承包的土地抵押貸款,就可以從體制上為大量的農村人才提供廣闊的創(chuàng)業(yè)空間,既有利于農民增收,也有利于擴大內需。

  國家應采取措施,使糧價體現(xiàn)其價值。我們知道,長期以來我國糧食價格構成中,很少包括農民的勞動力成本,即,農民的工資部分。無論官方還是民間,計算糧食成本時,多是將直接投入的化肥、農藥、種子、澆水、耕種、收獲以及過去的稅費等做為支出。如果按照目前的糧食價格,按照北方地區(qū)每年每畝小麥、玉米各1000市斤計算,減去直接投入后,每年每畝地的純收入只有700—800元左右,如果把農民種糧時的人工成本計入,就會出現(xiàn)負收入。所以,當糧食成為重要的商品時,就必須把農民的人工成本計入。因此,我們的政府應當像對待城里的煤、水、電、氣的價格一樣,對待糧食價格,不能一上漲就出臺“穩(wěn)定”的措施。為什么政府一再推進煤、水、電、氣的價格上漲,而同樣作為生活必需品的糧食價格上漲,政府不去推進呢?有人認為,煤、水、電、氣的背后都有強大的利益集團,而糧食價格的背后是處于社會最低層的農民,缺少為其代言的利益部門,我認為這樣的觀點是有些道理的。

  從城鎮(zhèn)的低收入群體看,并非是因為這一群體智商低而收入低,貧窮的原因在于政府的體制,是體制使這一群體中的多數(shù)人所從事的行業(yè)不景氣;是體制使這一群體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下崗、失業(yè),或者沒有平等參與的創(chuàng)業(yè)機會。要使這一群體增加收入,某種程度看比農民還難,因為農民有屬于自己的承包地作為資本,一遇到征地等機會,可能轉眼之間就能獲得幾萬、幾十萬元的收入;而城市中的低收入群體有什么呢?什么也沒有。目前政府推行的低保、公益崗位、下崗培訓等,只能說維持一個人在城市里的生存,根本談不上增加收入或參與擴大內需。所以,要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群體的生存狀況,也需要國家從體制上有所改進。比如:

  國家應加大對改制企業(yè)分流、下崗職工的補償成本。對于效益好的企業(yè),應當允許下崗職工享有原單位的土地增值、與企業(yè)產品品牌相關的收益等;效益差的企業(yè),對下崗職工的補償應當與其對企業(yè)、對社會的貢獻以及家庭負擔相適應,補償政策應由國家規(guī)定,不能由地方或企業(yè)來確定。任何一種改革、改制,其本質都是一次利益的再調整,對改制企業(yè)下崗職工的補償,應當由政府或新的企業(yè)來支付。應當通過國家的補償機制改進,改變自改革開放以來,下崗職工被社會拋棄、冷落的現(xiàn)狀。

  國家要加大對低保職工的補償標準。有資料顯示:我國的低保投入,2004年中央財政負擔105億元,地方財政負擔173億元,兩者總計只有278億人民幣。據媒體報道,2004年我國的公款吃喝總計約3000億元,全國的低保投入還不到當年公款吃喝的三分之一。

  國家的創(chuàng)業(yè)貸款應面向全社會。目前國家推行的低息、貼息創(chuàng)業(yè)貸款,只面對大學生和困難群體。這樣的政策趨向,既不公平,也不科學。因為不論是哪個群體,只要創(chuàng)業(yè),只要有貸款需求,作為一項公共政策,政府都應當滿足。再說,無論屬于那一個群體,創(chuàng)業(yè)都會對社會創(chuàng)造就業(yè)機會,都會為國家增加稅收。

  國家對城市的公共行業(yè)應最大限度取消行政許可,充分開展競爭。比如公交、出租車、集中供熱、供汽、供水等,都應當取消政府管制,降低進入門檻,讓普通的城市居民有更多的收入高一點的選擇機會,逐步擺脫低收入群體要創(chuàng)業(yè)就只能是擺地攤、做家教、搞餐飲、修自行車等無奈困局。

  需要指出的是,轉變體制,讓普通百姓增加收入,擴大內需,也是改革開放深入發(fā)展的需要。從歷史進程看,城鄉(xiāng)居民的內需消費有一定的時代特征。在改革開放以前,城鄉(xiāng)居民的“三大件”是手表、自行車、縫紉機;后來發(fā)展到彩電、冰箱、摩托車;現(xiàn)在基本上是住房、轎車、和旅游。從當初的“三大件”總值幾百元,到現(xiàn)在的幾十萬、上百萬元,反映的是歷史的變遷、社會的進步和生活質量的提高。可是,非常值得回味的是,前兩個“三大件”,城鄉(xiāng)居民從購買欲望到實現(xiàn)購買,同步性很強,而目前的“三大件”,幾乎只是富人階層才能擁有,從全國看,普通百姓對此的追求到實現(xiàn),還有一定距離。但,這也正是內需的巨大潛力。實事求是的講,如果說前幾年,我們擴大內需主要靠富裕階層的話,那么,在黨的16大確定建立“和諧社會”的指導方針下,擴大內需的著力點就應當放在廣大的中低收入群體身上。從這個意義看,國家在體制上進行改革,促進百姓增收,從而擴大內需,是非常必要的。

  當普通的城鄉(xiāng)居民為追求汽車、住房、旅游這樣的新“三大件”奮斗時,中國富裕階層推動內需的目標并沒有停止,有人說,富人們的下一個“三大件”是,私人飛機、太空游、豪華游艇。看來,這需要更多的財富積累。不過,畢竟,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,我們的國家是人民的國家,富人們的新“三大件”需要關注,但更需要關注的還是通過體制的改革,讓城鄉(xiāng)普通居民增加收入,這對擴大內需來說,是最現(xiàn)實的,也是最得民心、順民意的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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