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為何有第七跳 難道是自殺成癮

的法大賽

文/谷海潔

再次看到“富士康員工跳樓”的新聞，算起來是2010年的第七跳，幸而這次是未遂事件。在跳樓前的短信中，員工要求富士康給25萬元的補償，否則就要造成年內第7跳事件。可以想見，如果萬一沒有及時找到該名員工，真造成惡性事件，媒體一定會再次鋪天蓋地地拷問富士康。
在2010年連續(xù)發(fā)生的6起自殺性事件中，無論蘋果手機失竊問題，個人感情問題還是其他，媒體的報道一邊倒的傾向于追查富士康在事件中責任，同情自殺的員工。這種簡單的一邊倒式的處理方式，失去了媒體人清醒、中立的立場，也失去了對事件原因的深入思索，更失去了媒體挖掘真相、警示后人、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(fā)生的作用。也許是因為批評富士康是最容易的選擇，也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。
不可否認，凡是采取自殺這種極端方式的人，必然面臨巨大的心理壓力，但是是否所有面臨心理壓力的人都應該采取這種方式呢？人生在世，誰沒有遇到到困難和絕望？年輕時，很多人多少都產(chǎn)生過輕生的念頭，或者學業(yè)壓力，或者感情危機，或者工作不順，不禁想死了算了一了百了。對遭遇困難的個人，都會覺得面臨絕境，但如果熬過去或跳出自己的小世界，會發(fā)現(xiàn)自己的遭遇和別人并無區(qū)別，只要熬過去，就可以海闊天空。
按照西方國家的統(tǒng)計，城市中有 5-10%的人患有抑郁癥。這些人日常謹慎、壓抑，心理脆弱，面臨壓力時容易采取極端的方式處理問題——毀滅別人或毀滅自己。如果在報道中一味指責富士康，而不是疏導和解決問題，相信這些公司內的其他抑郁癥的患者可能會得到一個錯誤的“榜樣”——個人是值得同情的，錯的是社會。在中國一向有“死者為大”的傳統(tǒng)文化，常有“以死相諫”或“以死明志”人。當以極端的方式處理生命時，死者往往得到最大的同情。所以，本來心理有問題的人，也許沒有勇氣死亡，可是這樣鋪天蓋地地報道給大家很多值得“同情”的例子，最后的目標是解決問題還是造成新的問題呢？
這第七跳正驗證了這一點。
當妻子堅決要求與自己離婚時，這位先生的選擇是跳樓并且要求公司賠償。這正是從前面的跳樓事件中得到的“經(jīng)驗”啊。

在對事件的報道中，媒體完全可以深入挖掘為何年輕人如此輕視生命，因何產(chǎn)生輕生的念頭，如何正確的處理和解決面臨的問題，公司應該怎樣幫助員工解決和疏導心理問題，如何幫助年輕人成為堅韌勇敢百折不撓的成熟的人，特別是可以大面積的采訪了解其他青年人面臨的問題，是否也存在輕生的念頭，或者可以采訪成功者，相信每個人都曾面對過絕境，并在絕境中重生走向成功。
即時針對富士康，也應該建議或要求富士康采取更多的措施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(fā)生。或者建立心理咨詢室、或者工會多組織交流活動、或者建立類似于生活小組這樣的機構，或者在員工培訓中加入心理培訓挫折教育等，使員工心理不再孤獨有依托。。。而不僅僅采取最簡單的方式——批評。
希望媒體和年輕人一起成熟起來。